【进步】衰败的乡村背后，是一个进步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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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家

又到了节后返城的时刻，翠花们重新变回了Tracy——通常还带着回乡见闻的深深感慨。对穿梭往返于大城市和老家之间的人们来说，春节长假这些年来不仅仅是一个亲友团聚的日子，还给了他们一个难得的契机来观察故乡的变化。

他们的身份使他们既能作为内部的知情人察觉那些新的变化，又能从一个外部的视角进行评判。不夸张地说，这些回乡见闻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当下中国的基层社会正在发生多大的变化、又是什么样的变化，因为在农村和小城市、又是全国各地普遍发生的现象，最能强有力地说明我们这个国家以往最难触动的地方也已发生了改变。

这些直观的经验观察所涉及的地域天南海北，话题故事林林种种，除了谈论家乡的新变化外，并没有一致的主题，不过至少有一个常常若隐若现、也容易激发讨论的基调：农村的衰败。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种对这一状况的深切忧虑、对自己家乡和亲人不幸遭遇的无力感，通常还有一种“美好往昔一去不复返”的失落感，倒似当真印证了“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这句话。

改变自己家乡落后面貌曾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愿望，但当家乡确实发生改变时，许多人的反应却仿佛他们是失落了一个天堂，而不是一个落后的乡村。但这真的是全部事实吗？

故乡的变化究竟是好是坏

在此必须要事先说明的是，在叙述故乡所发生的变化时，具体有没有变化、发生了什么变化，那是一种事实判断；但这种变化好还是不好，那可就复杂了，它是一种和我们的观念交织在一起的价值判断。

举例来说，如今人们普遍觉得过年不如以往热闹了，年味淡了（事实判断）；有些怀念以往那种年味浓厚日子的人认为这是不好的变化，但另一些宁可自己自由过的年轻人却可能觉得这是好事（价值判断）。

明白这两点的区别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人在叙述中都会不知不觉将这两者混杂在了一起——平心而论，完全不夹杂自己的价值判断恐怕也极难，甚至根本不可能。并不奇怪的是，越是那些热切关心家乡、对它往日的景象深深怀念的人，就越容易倾向于把现在发生的许多变化看成是“问题”，在与以往那个“淳朴”的乡村作对比时也就更难以接受这些变化，进而忧心忡忡地认为农村是“衰败”了。

问题在于：这个“农村凋敝”的图景常被（包括这些观察者在内）误认为是“事实判断”，但其实它们却常常是“价值判断”。不过，每次这样的话题都激起广泛热议，至少在客观上说明，许多已经离乡的年轻人仍然在情感上相当认同农村老家。

去年春出版的《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可能是近年来最完整系统地从这个角度进行叙述的一本书。作者黄灯以两湖平原的三个小地方为观察点，展现了自己乡村里的亲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同命运。

在她看来，农村的问题几乎无所不在：城乡差距拉大，乡村在各方面加深了对城市的依赖；乡村风俗摇摇欲坠，缺乏自身恒定的价值观，而被城市的消费主义和功利主义攻陷，新旧价值观交替之际风气败坏，带来精神上的绝望与无奈；农村组织溃败，缺乏有效监督使农村成为假冒伪劣商品的集散地；完整家庭结构的瓦解，造成老无所养和留守儿童，亲情、责任感和爱的缺失在代际传递；债务、赌博和买码等造成的人伦悲剧和利益纠纷，进一步破坏了熟人社会的关系；资本侵蚀盯上了农村最后的资源——土地，年轻一代虽有农民身份，却没有了土地，既不会务农也不愿务农；随着乡村教育资源的凋零和教育在促进社会流动时功能的下降，农村家庭无力改变自身命运的结构性困境。

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她的心态常常陷入矛盾：她既感慨乡村“垃圾处理的无效和无力”，又承认村里的卫生条件比十年前“得到了很明显的改善”；她希望每个人通过自己努力得到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但又忧虑1990年代以来农村人口流动导致传统家庭结构的解体，使得原先那种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利益共同体、情感共同体眼看着难以维系下去；她一方面哀叹现实中教育已越来越难有助于人改变自身命运，回报率似乎越来越差，但另一面又不断强调应重视教育，然而，最终她又承认现代教育的结果“实际上一直以另一种隐蔽的形式将乡村掏空，不但带走生于此地的人才，而且让他们从价值观上确认乡村的落后，从而使得乡村陷入万劫不复的文化自卑”——也就是说，教育越成功，优秀人才就越会离开乡村，而不是留下来滋养乡村。

不难料见，她在对比之下的基调相当悲观：“在我记忆中，故乡虽然说不上富裕，但绝对是一个山清水秀，人情味极浓，而且风气良好的地方”，“但最近几年，我却深刻地体会到故乡变了，故乡烂了，烂到骨子里了，只要一踏上故乡的土地，谁都能感受到这块土地的无序、污浊和浮躁！”对此，她开出的药方是：需要有效地组织起村民，重建起一种有意义的生活，来抵御消费主义价值观的侵蚀，激发村庄的内生活力。

客观地说，她所说的很多现象和问题的确存在，这些年来像黄海的《灰地：红镇“混混”研究》等社会学研究，也讨论过乡村社会出现的劣质化，至于留守儿童问题、赌博风气盛行、人际关系疏离等等，则更是人们广泛承认、因而能引起普遍共鸣的话题。

不过，她把故乡原先的状况描述为“人情味极浓、风气良好”，而现状则是“无序、污浊和浮躁”，则是一种宣称为事实判断（“真实图景”）的价值判断，因为她在比较时，只偏重了其中的一面——例如，原先那种人情味极浓的社会，可想而知也是对个人束缚更大的社会，而一个“无序”的社会，却能容许个人拥有大得多的自由。

我们所身处的当下，是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在这样的洪流中，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但对此的反应则因人而异。

历史学家王尔敏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曾说过，中国保守倾向有一种共通的感觉，就是社会退化观，认为“今不如昔”、“世风日下”、“一代不如一代”，于是试图以其使命感力挽颓风；但他强调，近代世势本就在快速嬗变，“递新之变化或足以充实原有文化质量，此类情形，粗观则只见人事日非，则必视为江河日下；己身不求适应或不能适应，遂并视为世衰道微。实本观察之错误，乃慨叹今不如昔，衡量社会之变动，又误以为转向退化，则不免自陷蔽锢。此亦反映保守倾向之普遍心理，且正为保守者膏肓之病根”，殊不知他们扼腕痛惜的社会变迁之下，新的生命正在孕育之中，“此种把文化变迁现象视为退化，是历来保守人物最普遍的错觉，同时也正是一时代观念冲突的重要关键”。

确实，任何时代的社会变迁不可能只有“好的一面”而没有“坏的一面”，何况这“好”和“坏”的判断原本就基于人们不同的价值观。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好坏兼有的无情历程，有时甚至很难说它究竟是好是坏。只有接受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这种变化。

现代化没有回头路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农村的确“衰败”了，但这却不见得是坏事。

这种“衰败”，最首要的特征是改革开放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了祖祖辈辈以来作为唯一谋生手段的农业劳动。经济学者胡景北论证说，中国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典型国家，1978-2015年间，中国乡村就业人口中从事农业的从92%下降到了59%——也就是说，许多人即便仍生活在乡村，也不再务农。

这本身当然就是四十年来乡村变迁的结果，但又对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变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因为，既然那么多人离开了土地开始流动起来（不然何来那么壮观的春运大潮？），那么原先那种血缘群体在一个小地方密切频繁互动的状况就不可能了，家族乃至大家庭肯定会逐渐瓦解，亲情势必淡薄——你一年才难得见一次堂哥表嫂，彼此除了尬聊还能做什么呢？

不过，随之而来的是个人也从原先那种家庭结构中逐渐脱嵌出来，获得了相对更大的自由度。个人自由的增长与人伦亲情的淡漠，是一体两面的同一件事，你不可能既想要前者，又痛惜后者——借用马克思的话说，“小资产阶级在每一对象中看到两个方面，一好一坏，并试图将好的保留而与坏的战斗”，这毕竟是不可能的。

对现代人来说，流动是最重要的一项个人权利，被束缚在一个地方或一个阶层无法获得自我提升改变的机会，是对个人权利的最大侵害；与此同时，也只有赋予人们这样的权利，一个社会才能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潜力，让他们有生之年将自己的人生价值最大化。

农民工进城打工、农村孩子读书改变命运、甚至梦想买码发财，都只是许多人试图实现这一点的不同做法；由于刚获得这种自由，许多人还不懂得怎么恰当地运用，也许看上去急功近利乃至不择手段，但毫无疑问地，他们现在觉得自己有权得到更好的生活。

既然别处有着更好的机会，而种田带来的收益又如此显而易见地少，一年下来忙死忙活也赚不了几个钱，那么土地撂荒、乃至三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人普遍不愿也不会务农，那也就是很顺理成章的理性选择了。

在土地抛荒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土地流转，资本下乡对土地进行更高附加值的开发，这看起来确实像是在“侵蚀”农村最后的资源，然而在老路已经走不下去的时候，这也是匡救之本。虽然很多人担心这会让“农二代”既不能融入城市又没了务农这一生存手段，甚至担心冲击到国家的粮食安全（“以后谁来种地”），但现实是，要解决三农问题，舍此别无他途。

城市化是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必由之路，像美国和日本的农业人口占比都低于2%，中国也不例外，未来根本不需要那么多人务农；恰恰相反，历来中国农业问题的症结就是过密化，劳动力的不断密集投入造成边际效益递减的停滞状况，因为根本不可能让那么多劳动力都耗费在农业上，还能实现共同富裕。

这就像金庸小说里的那个“珍珑棋局”：原先棋盘上子太多太密，复杂到根本无法解决，结果无意中死了一片后，反倒局面豁然开朗，有了腾挪余地。可以说，如果不依靠现代化的力量把传统社会这个鸡蛋壳打碎，那就吃不到现代社会这个煎蛋。

虽然老家的年味和人情味也许淡了、老房空了、甚至土地或许也渐渐没人种了，但从另一面看，这或许也意味着中国农村社会终于开始逐渐摆脱以前那种只能依靠土地糊口的困境。在此基础上，其它变化才有可能随之而来。

十年前，已故翻译家孙仲旭兄曾和我说起他回河南邓州老家的经历，他感叹很多老宅倾圮，草长得老高，田间忙碌的身影少了许多，但最让他惊异的一点，则是村里居然出现了买包子和糕点的店铺。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因为家家户户都会自己做。

这确实是中国农村以往的普遍景象：人们过的都是高度同质化的生活，很多手艺是普遍的技能，因而专业化的分工也就很难出现。就像二三十年前很多妇女都会自己打毛衣做鞋子，那时也就不会去买来穿。

只有把更多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农村才能实现现代化。这两年的回乡见闻不论如何，至少都承认一点：打工或其它非农业收入能极大地改善经济状况。越来越多买车或到县城买房的村里人，毕竟不是靠着面朝黄土背朝天挣来的钱。今年的回乡记中，很多人都注意到农村基础设施变好了，甚至还比以前干净了，连移动支付和嘀嘀打车都普遍渗透到了各地，这些若没有组织力量和市场机制的深入推动，是不可能实现的。

今年春节的另一个特点是：电影在各地小城市都非常火爆，以中国电影的高票价，这种非必需的文化活动正可折射出人们不仅口袋里有钱了，而且文化娱乐生活的需求也不同了。这些显然是那种保守的传统农业社会很难出现的现象。

就此而言，农村人口流失即便不完全是“好事情”，至少也是不可逆转的进程。壮劳力都出走了，只留下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这势必衍生出新的问题，冷冷清清的村庄也很容易让人感觉到“衰败”和“凋敝”，村庄的空心化由此让许多人痛心，但如果要把那么多人继续束缚在土地上，那带来的问题只会更大。

与此同时，人口流动和城乡交流破坏了原先的乡村结构和传统价值观，的确出现了各种失范行为和无序现象——这在历史上也是常见的现象，宋代和晚明都因城市繁荣而出现了不少脱离土地的游民，他们不事农业、游离于传统社会规范之外，但却也代表着一股新的活力，官府的反应却是竭力想把这股危险的新兴力量塞回到宗法社会的紧身衣里去，其结果是中国始终未能打破固结的农业社会结构，自发走向现代化。

如果误以为把农村劳动力从城市里重新赶回去就能重建秩序，解决留守儿童问题，那不仅因小失大，而且还将重蹈历史覆辙。要想从历史的循环中挣脱出来，那现在应该做的是顺应新的变化，制定新的规则来匡正新出现的问题。

研究现代化理论的学者曾提出过一个观点：在每一场革命性的变迁之后，在通向新繁荣之路上，总要穿越一个“泪谷”，那包含着瓦解、痛苦的自我否弃与最后的重生。这么说并不是为了以最终目的来把过程的痛苦合理化，只是说，在面临现代化带来的“问题”时，既不要片面地归罪于现代化本身，也不要相信回头会是更好的选择。

现代化带来的这些“问题”，最终只能通过继续加深现代化、建立新的应对机制，并对现代化加以反思来获得解决。这种反思当然也很必要，对传统衰微的抱怨也会带来复兴，但它不可能再回到原先那个样子，恰恰相反，当那些乡村被怀旧的人们重建起来后，我们看到的将是一个现代化了的新农村。

原标题：《农村衰败真的是坏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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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解开乡村衰败之谜：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不该你死我活

讨论中国的农业、农民、农村变化和发展，需要有一个载体，这个载体就是村庄。

从历史和现实来比较，当下乡村变化的原因是农民生产和生活发生了重大转变。历史上农民以地为生，以农为业。在国家工业化时期，农民不允许离土，也就不能参与工业化的。到了上世纪80年代乡村工业化时期，农民才开始参与，但仍没有离开土地。

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农民代际特征明显，正在发生一场我所称的“结构革命”：离土、出村、不回村。

农民不断离开村庄，而且有一种一去不复返的势头，“空心化”使得不少村庄破败。应该看到，人口往外走是符合趋势的，村庄的慢慢消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符合趋势的，但这一趋势的背后却不太正常。整个人类社会的演变，并不是以乡村衰败为代价的。换句话说，人的城市化不是以乡村的衰败为代价的，村庄的活力还是要靠人来维系。

有的人会问，我们到底还要不要复兴乡村？在我看来，虽然乡村消亡是基本趋势，但是要把造成衰败加速和破败惨象的那些原因找出来，也要让能活的村庄体面地活下来。

在过去一年，我从贵州湄潭开始，跑了很多村庄，大部分是西部地区，也有一些发达地区，例如北京郊区、上海、浙江等。从观察者的角度，发现乡村复兴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乡村衰而未亡

牵引出整个村庄产生革命性变化的主角是农二代。所谓农二代，指的是60后、70后、80后和90后农民。

具体来分析一下农民和村庄的结构性变化，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农民离开土地，很多农二代虽然仍有自己的土地，但他们对土地的依赖和农一代有巨大差别，甚至并不关心自己土地在哪里；二是务农已经不再是主要的收入来源；三是农二代整体和举家出村，人口继续大规模跨区域地流动；四是农民回乡并不回村庄，而是回到县城，还有一部分人回到乡镇；五是春节期间返乡也是住在县城或乡镇的酒店，再开车回到村里，转两圈就走；六是农一代的特点是出外挣钱，把钱寄回家盖房，但农二代并不回村盖房，而是多在县城或镇上买房；七是想办法把孩子送到县城读书。

农民大规模跨区域迁移的基本趋势未改，仍然是从中西部向东部走，国家统计局数据还显示，农二代外出务工的时间越来越长，而且不再回到村庄。上世纪90年代以后，农村人口占比已大幅度减少。

与人口出村相对应的，是村庄数量减少，而且不少村庄持续衰败，我的一种说法是“衰而未亡”。我前两年有一次去河北蔚县，离北京只有200多公里，偶然机会去了当地村庄，在村里所能看到活生生的存在只有两样——老人和狗。看到离北京这么近的村庄是这种状况，让我非常吃惊。

还有一次我去了江西一处进行宅基地改革的村庄。到了那里我才意识到，通常人们说的村庄“空心化”不只是人都走了，还包括公共土地遭到侵占。最开始，每人有一块宅基地盖房子，后来是一些有钱人和有点势力的人把房子扩大，再后来其他人也效仿。有的地方把公路都侵占了。

最后的结果是，整个村庄都没有路了，也没有公共土地了，老村不断破败，人不断离开，往交通便利的地方流动。

纵观整个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演变，并不是以乡村的衰败作为代价的。乡村如此大面的、急速的衰败，来源于中国城乡不平等的发展理念，乡村没有足够的发展权利。

农民为什么要外出？自然是因为城乡收入机会存在差异。年轻人一年出去打工两个月，赚的钱就比在农村一年的收入还要多，那农民为什么不往外走呢？

乡村衰败也因农业狭窄而起。我们去台湾、日本没有见到村庄是这种状况。一般来说，乡村会“缩”但是不会“败”。因此，乡村要活，农业功能必须多，否则乡村赖以生存的产业就没办法和城市竞争。

但我们的问题在于，农业发展的路子越来越窄。根子在农业为城市提供粮食的基本功能没变，农村就不可避免地越来越衰败。

此外，城市过于强大和乡村过于弱小也是重要原因。乡村原本就落后，在强势的城市文明面前，乡村文明越来越弱势。对于一个农民来讲，在乡村是毫无尊严的，所以当有机会去城市时，大家便争先恐后地走向城市。

我们在理解这一轮乡村变化时，当然不反对城市化的这个趋势，但是乡村如此衰败，要反思深层次原因。

第一个原因我觉得可能中国乡村的现代化仍是被忽视的。我们花了那么大的功夫，发了那么多文件，到现在还是停留在农业和农民增收层面，而乡村本身如何现代化，并没有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第二个原因，对于农业和农村功能的理解有失误。农业到底是什么？农村到底应该有什么功能？在整个偏向城市的政策惯性下，乡村就应该是衰亡的？落后的？

第三个原因是对城市化的认识有偏差，认为城市化就是所有的要素都往城市走，只要城市化完成了，现代化基本就完成了。虽然人们一直在强调农业和农村的重要性，但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到底如何共存，很少有人花功夫去思考。

复兴乡村并非不可能

有的人会问，我们到底还要不要复兴乡村？在我看来，大的基本趋势下，很多乡村是会消亡的，但是不能任由现在这种衰败恶化下去。

要重新认识乡村的现代化路径，这就牵涉到我们对乡村现代化的理解。很多人一提到现代化就等同于城市化和工业化，但是城市化和工业化是怎么来的？我们理解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某种程度上就是“掠夺乡村”。但事实上，城市化和工业化是以乡村现代化为前提的，这里包括农业的工业化、制度创新、人力资本培育，就是说如果没有乡村的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是不可持续的。

其实，乡村复兴不是不可能的，在我过去一年的调研中，就发现了很多个鲜活的案例。

贵州湄潭是在乡村发展基础上的现代化，它的特点是持续的农村改革、不强势的政府和城市、乡村产业的发展。

1988年，我第一次去湄潭，当地人均收入几十块钱，极度贫困。当时国务院农研室在这里尝试“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改革试验，考虑到没有地的农民难以发展，这里还启动了一项非常重要的改革：荒山拍卖。这些改革持续了25年后，累计有12万农民没有再分到地，却少有怨言。原因有三；一是家内传递，家里的老人把地给了儿女耕种；二是大量农民转移到城市和工业；三是荒山拍卖给农民增加了收入。

在湄潭，由于尝到改革的甜头，历届政府也乐于以改革释放红利，于是形成一种改革氛围，用改革撬动发展。改革是一环套一环的，改革解决了一些问题就向前走，新出现的问题改一改就形成了新效果，所以不断地改革不断地往前走。

湄潭另外一个发展是茶产业的形成，即规模化+产业+市场。湄潭目前有60万亩茶山，茶产业和相关连带产业一年的产值88亿元。湄潭的经验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农业工业化。工业化是指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这样看来，通过农业的生产要素重组、农业科技进步、农业品牌建立、规模报酬的寻求，其实也是一种工业化进程，这样看来，工业化不只限于制造业，农业本身是也可以工业化的。在乡村产业起来以后，乡村旅游和服务业也随着发展起来。

在我看来，这里走的是先乡村现代化继之工业化、城市化的路子。经过近30年的发展，湄潭的农民越来越富，经济活动越来越活跃，后来城市才跟进发展。

贵州的安顺市起点比湄潭更低，怎么为这么贫穷的地方安上发动机是非常重要的。

安顺的做法是政府不断地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这样的好处是可以把大山深处的人和外面的物理隔绝打开了。可以说基础设施是这种极贫地区发展的前提。

另外是持续的扶贫，安顺的精准扶贫基本以产业扶贫为主。这一轮的美丽乡村建设与原来的新农村建设有很大不同。之前的新农村只是物理层面上，而美丽乡村是带有文明层次的， 58 49698 58 28953 0 0 5743 0 0:00:08 0:00:05 0:00:03 5962 58 49698 58 28953 0 0 4791 0 0:00:10 0:00:06 0:00:04 5979 58 49698 58 28953 0 0 4110 0 0:00:12 0:00:07 0:00:05 5979带有乡村复兴层次，不像以前的大拆大建。

然后是改水改灶改厕改圈，这可能是贵州省农村最大的工程，为每个村庄提供基本的文化设施、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

还有是黔货产业，中西部的贫困地区最主要的问题是农业产业不能规模化。例如，金刺梨最初是安顺县大坝村村民发现的农产品，城市人认为金刺梨健康、营养价值高、有药用价值，当地便开始大规模种植，如今安顺大概有几十万亩金刺梨。但规模种植后，怎么卖就成了农民头疼的问题，现在他们已经找到上海的一家公司做深加工。

随着基础设施完善，外部投资慢慢也来了，乡村开始美丽了，产业发展也有机会了，但这些都要落脚到农民的内生动力上，才能把这些资源组合起来，为此安顺在农村产权改革上做了“确权”“赋权”和“移权”。当所有的生产要素发生变化时，生产关系就开始改变。安顺的改革，乃至整个贵州的改革为什么在农业经营制度和产权制度上能有突破，一方面和政府推动有关系，另一方面和产业的需求、农民的需求有关。

安顺经验启发我们，这可能是乡村现代化的另一条路，即一定的公共投资把贫困的部分障碍扫除，然后再开始换面貌，通过乡村的变化慢慢地找产业机会，再进行产权改革，慢慢把活力调动起来。

另外一个例子，是浙江松阳县通过全县域范围内古村的活化来引领乡村的复兴。

松阳所在的丽水市在浙江算后发地区，工业化拼不过其他地区，但它在历史传承上寻找突破口，松阳已有1800年历史，拥有100多个古村落，现在有71个国家级传统村落。

现任县委书记王俊认为，通过复兴古村来复兴乡村这条路是可以走通的，他在松阳待的时间很长，是一位理想主义者。通过古村的恢复、生态环境保护，维持古朴乡村的历史，在原有肌理不动的情况下，实现村庄复兴和现代化。现在有很多艺术家在松阳落脚，有的人还靠在松阳做项目拿了世界级大奖，有 61 49698 61 30393 0 0 3408 0 0:00:14 0:00:08 0:00:06 3580 61 49698 61 30393 0 0 3064 0 0:00:16 0:00:09 0:00:07 2472 61 49698 61 30393 0 0 2783 0 0:00:17 0:00:10 0:00:07 245 61 49698 61 30393 0 0 2549 0 0:00:19 0:00:11 0:00:08 245 61 49698 61 30393 0 0 2352 0 0:00:21 0:00:12 0:00:09 245 61 49698 61 30393 0 0 2183 0 0:00:22 0:00:13 0:00:09 0 61 49698 61 30393 0 0 2036 0 0:00:24 0:00:14 0:00:10 0很多大牌的教授都在这里做实验。现在松阳的一些民宿要1000多块钱一晚，订晚了还会订不到。目前看到的情况是，一些经过艺术家努力的古村落开始活化，价值显化与升值，城里的一些元素往乡村聚集，人气在增加，乡村呈现生机，围绕古村复兴的投资在增加，旅游在兴旺，茶产业的规模化、市场化带动农民增收和配套产业的发展，松阳的路子是古村活化带动乡村现代化。

但松阳案例也有些问题要思考。

首先，其他地方的古村改革的资金从哪来？松阳恰好赶上好时候，各种资金各种项目都往这里来。因此，任何地方发展古迹，资本来源不解决，还是难以发展，而资本来源是有利得的，靠项目来进行古村改革是否靠得住？

其次，村民得到了什么？这是极为关键的一个问题，在松阳，艺术家在这里开展实验，当地老百姓如何融入？这两张皮要怎么解决？

再次，规划部门能否控制好局面？松阳现在确实有很多人来，乡村确实活起来了，但是活起来了之后就面临着全国各地美丽山水所面临的问题：规划控不控得住？

我们还发现，村庄的复兴与土地制度改革密切相关。一些村庄的复兴方式是通过宅基地改革来促进生产载体。宅基地和村庄是紧密相关的，如果说宅基地制度不往前改革，村庄就很难发展。所以，进行乡村改建需要把宅基地的权属弄清，多规引领、多规合一，并按照规划进行乡村改造。

宅基地改革的一个经验是北京房山区的黄山店村，它展现了外面的资本如何进村。这个村的做法先是全村搬迁，搬迁时村里将原来300多户宅基地有偿收回，由集体开发成特色民宿，给农民的补偿是每人40平方米，每平方米400元-800元。刚开始村里自己经营，但没有市场，后来引入一家企业给他们做市场运营，公司和村里五五分成。

乡村的转型和农地制度的转型需配套。农地制度转型配套的核心有二：一是原来农民手上的承包地如何释放出来；二是谁来种地，谁来种实际上就牵涉到我们未来农业经营制度的主体问题。

再来看上海松江区，这里的主要特点是发展家庭农场，做法是将原来一家一户的承包地集中到村集体，然后村里通过一定程序来选出种地的人。

谁有资格种地？首先要是本村的人，家庭农场把土地壮大到适度的规模，土地规模最初是80亩-150亩，现在是250亩。其次，农业服务基本由政府指定公司提供，农产品销售则通过统一收购粮食，农机服务则依靠家庭农场之间互助。

因此，整个松江的农业人力结构就是专业种植者，一个村的土地主要集中在几个农民手上，一年能有20万元-30万元的收入。在松江，农业真正成了一个体面的、可以与其他行业抗衡的职业。

成都的崇州市采取的是土地股份合作社加职业经理人模式。崇州最初土地集中后，将土地给公司种，第一年农民的工资收入上去了，但到了第二年公司都跑了。后来就把地从公司收回来，以村为单位成立股份合作社，由股份合作社选人来经营，成为职业经理人。投入与销售的决策由合作社来做，但是具体的经营由职业经理人做，职业经理人让种地开始专业起来，最后的利润是职业经理人和股份合作社分成。

乡村转型的重点是宅基地改革

经过这一年在乡村的调研，我的基本判断渐趋乐观，并有了一些初步结论。

第一个结论是，我们不要故作忧虑，也不要矫情地去寻找乡愁，因为诸多忧虑都是已经趋势性的现象，比如农民离村，这是规律，忧虑毫无用处。另外，一些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去寻找乡愁，但问题是乡村的发展是愁不来的。

第二，大部分乡村的衰而未亡和部分村庄的活化，是城乡中国阶段的重要特征，并且会持续数十年。而乡村的活化是由城市的需求激发的。

第三，绿水青山在很多地方就是绿水青山，只有部分地方能变成金山银山，所以政策制定者看绿水青山不要总想着把它变成金山银山，这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如强行开发更可能会带来诸多问题。

第四，衰而未亡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公共政策在“哪些活”“如何活”上有很大操作空间。

在政策制定方面，需要全社会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

首先是要重新思考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未来中国在很长时期里，乡村与城市文明都开始有自信，追求平等发展。在这一阶段，城市文明是离不开乡村文明的，城里人在城市待久了，需要去乡村换空气、换心情；而乡村文明也离不开城市文明，农民前往城市是趋势。未来公共政策应该把乡村与城市当做平等、共存、共荣的文明来对待。

其次需要思考由代际隔离引发的乡村现代化。乡村一定要现代化，这一轮乡村现代化的独特性在于不是简单的乡村复古，其重点在于代际隔离的概念，农二代对待乡村的观念引发了整个乡村的变化。所以，乡村的现代化，集中需要考虑两件事，第一是农业、农民、农村的现代化是整个现代化的一部分。第二是这一轮的现代化一定要考虑代际差异，农二代对乡村的观念、与乡村的关系、与土地的关系可能会决定整个乡村现代化的走向。

再次是乡村转型必须由宅基地改革作为牵引。乡村的复兴需要新的事物来撬动。只靠财政制度、特殊优惠等惯用手段，普通的乡村是难以存活的。因此，未来乡村转型的重点之一就是宅基地改革必须突破。当前宅基地基本上是无偿分配，以成员权为基础，很多村民觉得不要白不要，结果是人不在村庄但仍旧占有土地，这使得村庄衰而不亡。而村庄如果想活，宅基地可以起巨大作用，宅基地的改革一定要让里面的人可以走出去，外面的人可以进来。

最后，乡村的变化跟农业制度改革极为相关，因此农地权利和经营制度的设计会带来整个农业的转型，这应是下一步改革应该考虑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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